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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通 (唐)刘知几撰 明万历壬寅(三十年, 1602)长洲张鼎思校刊本

343m 325页

《史通》包括内篇三十九篇、外篇十三篇,其中内篇的《体统》、《纰缪》、《弛张》三篇在北宋欧阳修、宋祁撰《新唐书》前已佚,全书今存四十九篇。内篇为全书的主体,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、史料采集、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,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;外篇论述史官制度、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。《史通》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,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,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。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,如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表历、书志、论赞、序例、题目等,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,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,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它认为,“征求异说,采摭群言,然后能成一家”,主张对当时各种“杂史”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,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“异辞疑事,学者宜善思之”。关于作史原则,《史通》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,反对曲笔;其《直书》、《曲笔》两篇,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。外篇的《史官建置》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;《古今正史》叙述历代史书源流,间或也有一些评论;《疑古》、《惑经》承王充《论衡》的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之余绪,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,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;《杂说》等篇本是读史札记,涉及到以往史家、史书的得失,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。《史通》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。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:一是敢于奋笔直书,彰善贬恶,如董狐、南史;二是善于编次史书,传为不朽,如左丘明、司马迁;三是具有高才博学,名重一时,如周代的史佚、楚国的倚相。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、史学、史识“三长”的论点。史学,是历史知识;史识,是历史见解;史才,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。“三长”必须兼备,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。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,秉笔直书。史有“三长”之说,被时人称为笃论,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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